梅窩原居老農四十年的智慧

文 / 查映嵐  

和叔今年已經八十好幾,看起來身體健朗,跟太太一起打理六七斗地,現在是白銀鄉種菜最多的農民。不同於其他只在梅窩銷售的農民,和叔夫婦三十年來在長洲街市經營自己的菜檔。田裡目前在種著西生菜、椰菜、菜心、芥蘭頭、紅蘿蔔、節瓜、勝瓜、蕃薯、白茄子等,其中白菜心外頭極少見,是他們幾十年來留的種,「又稔又甜,好多人專登嚟我老婆檔口搵㗎!」他的菜種有些自留,有些購自西環的陳萬合及黃源盛兩家菜種行。

石壁水塘截水源 米農轉營種菜

白銀鄉位於梅窩山上,就近銀礦灣瀑布,距離碼頭約半小時腳程。過去這一帶遍佈稻田,人人種米。和叔一家本來就是白銀鄉原居民,祖上都在當地種田,他父母輩也是米農。1957年,港英政府興建石壁水塘,梅窩的河流被截斷水源,稻米種植在當地亦因此無以為繼。此時正值不少寶安、東莞人南遷至香港,有些人帶著種菜技術和菜種,落戶梅窩,和叔一家也是從這些新鄰居處學曉種菜,轉營為菜農。

六十年代,梅窩除了面臨上述的重大變化,也受香港工業起飛影響。村裡年輕一輩大多出城打工,自小落田的和叔也成為了打工仔的一員,出城做紙花廠。後來這些人多數回鄉耕田,和叔在1976年回到白銀鄉,務農至今:「都係耕田好啲,我全靠耕田養大五個細路仔。」

此地農業最興旺的年頭,農夫們都是經合作社「落欄」,由合作社安排街渡運到西環菜市場賣。合作社收菜心只付四五毫一斤,賣不完還會倒掉。話雖如此,那時產量高,割菜要割通宵,動輒十幾蘿,無法自行銷售;再說肥料也只是幾十元一包。對比現在漲至三百多元,那時的種植成本顯然低得多。這些年下來,在白銀鄉耕田的人愈來愈少,一留神身邊只剩下四五位老農了。合作社關門了,和叔種地的面積也只是全盛期的一半。最近倒是來了兩位租田種有機菜的年輕人,有時也會來向和叔討教。

發展推土機與動物鄰居

政府近年推出的「東大嶼都會計劃」對梅窩農民的影響還是未知數,不過和叔已經有過被收地的經歷:政府過去曾打算收地建公園,當時和叔夾硬踩上城規會爭取才不了了之。但相比收地與大型發展計劃,更貼身的麻煩卻是他的動物鄰居。梅窩多牛,有時十幾隻大水牛走過田地、挖蕃薯吃,難免破壞農作物。還有雀鳥、蝴蝶幼蟲、狗虱仔,農藥也無法解決問題。

和叔懂得善用政府資源,田上的遮蔭棚都是政府資助和裝嵌,本意是為作物擋雨,只是用過後發覺效果不理想,泥土因淋不到雨變得太鹹,反而令菜生長不到。此外和叔還申請了水利設施,由政府搭喉從銀礦灣瀑布引水到和叔的田,雖然等了幾年「等到發忟憎」,但終歸還是弄好了,現在整塊田都是由瀑布水灌溉。

和叔自覺年紀大,已經萌生收山的念頭了,但還是贊同年輕人嘗試從事農業:「種菜而家都搵到食呀,有價錢吖嘛,好過打份工呀!」

誰挫折了西芹王的銳氣?

文 / 盧燕儀

政府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劍指粉嶺馬屎埔村,黎生在當地耕種三十多年,曾是香港的美國西芹種植大戶。黎生當年耕地大、產量也大、人亦膽大。

十斗農地有多大?一斗地相當於六百多平方公尺,十斗地差不多有半個九龍公園大。黎生在馬屎埔的農地一度少則八斗、多則十斗,有乾地也有濕地,主力種美國西芹、白通、西洋菜。黎生說,香港西芹種植戶少,地勢是關鍵,西芹要的是低地,他在馬屎埔的耕地就是得天獨厚的低地。

那時候,黎生會在入冬前撒下從美國來的西芹種子,如遇上天氣暖、水份足的大好天時,三個月內就有收成,否則天冷氣寒,就可能要到四個月後才有收穫。快則三個月,慢則四個月,不少人覺得美國西芹生產期長,但黎生自有他的智慧,關鍵在於產量大,貨源穩。

黎生是生產規劃師,人膽大心細。甚麼時候下種?甚麼時候收成?他都記錄得清清楚楚。因為時機好重要。每年農曆新年前後菜欄休市入口美國西芹供應近零,就是本地美國西芹種植者千載難逢的黃金機會。黎生耕地大,分批種,分批收,西芹收成期整整一個月,市場反應理想,滯銷從來不在黎生的簿仔內。他指出,西芹好市時一盒(籮)七、八百元,兩盒一千五百元,一盒四、五十斤計,一斤平均批發價十五元,價錢相當和味。

黎生八十年代入行,種過名震一時的馬屎埔水葱,黎生十句講水葱,四句話好賣,風光歲月特別深刻。水葱後來跌破心水價位,黎生改種西芹、白通、西洋菜。八十年代黎生最風光,酒樓是他的主要客戶。每逢打風後或天氣凍,酒樓供應商搶靚菜,任由農夫開價,市況好誇張。大陸菜湧港,這類買手減少,黎生改種珍珠菜,以產量穩定見稱,深得酒樓訂戶歡迎,一斤批發價達十二元。農夫不求變等於待斃?黎說:只要你肯做就得。

他每天凌晨一、兩點起床,落田收菜,三時多運往附近天光墟(即北區臨時農產品批發市場)賣菜。辛勞一朝早,飲個靚茶休息一下?黎生沒有這個閒情,他賣完菜立即回家落田,直至早上九時、十時太陽出來,他為了避開猛烈陽光,才會暫時放下農田工作;但一到下午三時,太陽伯伯準備下班,黎生再次出動收菜,一直工作至晚上。

大陸菜當道,黎生能變,也敢變;能做,也肯做。

發展大軍殺到,二零一三年地產商恒基、政府兩面夾擊,前者向原居民買地,後者收回政府地,黎生耕地越來越少,相對以前的十斗八斗,現在只向原居民租下兩斗多一點的太公地,種珍珠菜、枸杞、木瓜,簡直小巫見大巫,黎生肯搏敢變,拋下兩字:嘥氣。




 

種植香港的方法

當下大家爭相報效本土,或者本土這個概念很快便要異化再進化,修成正果上神枱吧!

文 / 袁易天

何謂本?何謂土?因何本要連土一齊上?文字學鼻祖許慎說,木下為本,根也;地之吐出物為土,土字有兩橫,為土上土下之範圍。中豎為吐出之物。有學者指為土敦,有學者指為植物。中豎不穿下層土之底,認為此為造字者之理性,因二橫之空間,實為植物根部生長的範圍云云。中豎穿上橫之頭,是植物露出泥土之貌。上土下本相叠,就是一幅植物生長在泥土的橫切素描。所以,論說本土不能不理種植。香港是怎樣種植出來的?是為替一千多平方公里面積的香港溯本尋源,進而看到城鄉共生,看到殖民、再殖民,然後反殖之本土冒起,從新上路,種植香港。

昔日的香港是一個小漁港,這種說法有多少誤導呢?在英國人統治下,九龍及新界布滿客家村、圍頭村及沒有建立起宗祠的小農戶。農村的經濟基礎,建立在每年的稻米收成,佃農向田主交田租,也是以稻縠的重量來計算。1949年之前,港英政府刻意從泰國大量進口白米,應付香港島及九龍半島漸眾的人口,此舉無疑直接打擊新界鄉紳的力量。1949年後,香港人口急升,港英政府將人口遷移到新界。不少現存新界寮屋群落,都由政府政策促生。這些從市區移居到新界山旯旮的人口,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在斜坡種植,在斜坡養豬養雞養白鴿都有,養生送死盡在其中,轉眼就承傳了三、四代人。反觀今天,政府竟然會花納稅人的錢在電視賣廣告,力陳斜坡種植如何破壞環境,害己禍人,真令人啞口無言。

與此同時,新界人口漸眾,以稻米為主的經濟無以為繼,港英政府鼓勵新界村民移居歐美尋找生計,聽說曾有包機服務。在五、六十年代的新界,大家可以想像得到,原本的村民大量走向歐美,田地本應荒蕪。不過,因為市區與大陸均有大量人口移入填補空間,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新界阡陌縱橫,民豐物阜,哪有今天官商勾結破壞農地的景象?

五、六十年代,香港人口激增,工業發展迅速。政府開始進行城市規劃,興建公共屋邨,城市用水需求迫切。船灣淡水湖及萬宜水庫是最後期興建的水塘。與香港農業發展有莫大關係的水塘,要算是大欖水塘了。打開香港地圖看一看,大帽山位在香港中心,西北面為元朗平原,朝東南為九龍半島。大欖水塘在大帽山山脈之中。為了儲存最多的雨水,政府圍繞著大帽山挖掘引水道,將沿山下注入元朗平原的山水,通通截流收歸水塘所有。元朗平原頓時失去了天然水源的滋養。山水是稻米的命脈,山水源頭被截,稻米種不成,元朗絲苗可謂命中該絕,返魂乏術了。

城市發展對於農民來說並不是完全負面。大陸移民帶來不少蔬菜種植的技術。加上城市人口眾多,對於副食品的要求更是有增無減。農民也會見機行事,紛紛種植一年多茬的蔬菜,並且養豬養雞,好不熱鬧。上世紀由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香港農業、新界農民與大帽山以南的城市發展不但從來沒有對立與分離,反而見到城鄉之共生。

錯就錯在八十年代我們沒有一次整全的醒覺。資本經濟發展到了高峰,民間累積了豐富的本錢,這些全都反映在鋪張揚厲的普及文化上。不過,我們沒有能力將巨大的資源轉化,為一千多平方多公里的土地做好規劃。香港上上下下都在酒池肉林,以為可持續發展等於可持續地做生意。

物極必反,八十年代大陸的改革開放給了香港實業家一次難得的機會,可是我們就是看不到一路向北的實用主義反噬會來得這樣快。在燢烚烚的地產市場,人們看不到應該從人口政策來設定農業的基礎,不懂得以城鄉共生來規劃中環價值。終於1997後,沒有管治能力的特首改組政府架構,將堂堂一個漁農自然護理署變為食物環境衛生局轄下一個小行政單位。這個改變也的確反映整個社會視野的短淺。當時政府用食衛局試圖推行中央屠宰家禽,同時又大搞基建與口岸設施與大陸接軌,這些工程導致新界大量農地被地產商囤積或者破壞,農業被各種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政策割喉放血。政府以為,中央屠宰、中央監控可以穩定和確定香港市民食物的質與量,誘導本地從事各種農業生產者放棄生產,可是現實告訴無能的局長,香港食物供應與食品質素從來不是你可以主動調控與調動的。新界沒有農業,等於香港失去了本土。因為本土農業,才會讓一個地方的居民擁有自己的身份。香港人每天吃喝玩樂,吃到日本、吃到台灣、吃到意大利去,就是去吃別人的本土而矣。

所以,政治上報效本土的人,如果沒有一份農業政策方略,沒有對本土農業有整全的認識,不會關心農業,討論農業、保存農業,視農業為一種本土核心價值來承傳,如是,則政治上的本土說得如何兇狠,也不過是離地的兇狠而矣!


 

住得好也食得好 香港「花園城市」初探

文 / 姚松炎     引言 / 袁易天     圖 / Jinny Wu, Sum Kiu

 

引言

香港人活在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麻雀雖小,五臟俱存,然而煩惱也不少。比如說,我們既想本地的食物生產可以多一點,農業、農村、農地得以保存,但是另一邊廂又會有人恐懼保護農業等於經濟沒有發展,等於沒有土地建設,沒有足夠的住屋等等。微觀地看,我們沒完沒了的城市生活產生的垃圾,經已超出一千多百方公里的土地和空間可以消化的能力。宏觀來看,全球暖化、氣候極端也對香港帶來即時危機。我們總是貪心,會不會有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既可保持食物生產,永續發展農本土的農業,同時之間又可以保持經濟增長,建造足夠的住屋,供給不停增加的人口?

姚松炎博士(前中文大學地理及資源管理系副教授),他做了一個研究,企圖解決住屋及食物的需要,而且當兩者二合為一的時候,香港垃圾圍城的問題,部份會得到解決,既可滿足現代生活需要,同時協助紓緩全球暖化危機。他和他的研究團隊首先指出,香港的食物絕大部份以長途運輸方法供給,產生不少溫室氣體,碳里程極高。所以維持本地的食物生產,有助減低全球暖化的壓力。然而農地與住屋的空間又如何拆解呢?研究結果是不必拆解而是融合。他重新規劃一個小型的社區,人口約為一萬多人,這個住宅小區生產的廚餘,可以全部回收作種植作用的肥料。這個小社區,需要大約50公頃的農地,可以消化社區內的全部廚餘,而且將之變成食物。若然生產蔬菜,則可達到16%的自給率。目前,在政府與地產攜手在新界破壞農業生產的政策下,香港農民祇是生產1%左右的需求量而矣﹗簡單來說,姚松炎博士的研究,從房屋規劃的基礎,發展一個「四零」產出(零耗能、零排放、零耗食、零排水)的社區設計,以回應當下香港及地球的需要。姚松炎博士的研究,以簡報的形式發表,為了易於理解,我們將之變成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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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原題為:在地社區農業扣連之可持續發展研究。若要原簡報電子版本,可以在此下載

 

本刊邀約了姚松炎博士、袁易天及朱耀光老師在馬寶寶農地上就這個「四零」方案的社區規劃進行對談。

 

八十個農業 社區的想像

文 / 袁易天      圖 / 陳楚翹

 

花園城市「零」讓我想到這些事。

姚松炎博士的研究指出,一個一萬人的小社區,如可配套50公頃農地,可達到「四零」方案,既可蔬菜食用自給達到16%,而且可以減少大部份可分解廢物的堆填壓力。當然,社區有農業,又會產生很多不同的好處,例如教育、心理衛生、環境保育等等市區構成後不能自行生成的成份。

先計一條死數看看。一公頃農地等於一萬平方米,即約一個標準足球場面積,可換算為15畝地。若果一個小社區有50公頃農地配給,香港有4000公頃農地,則可以建立80個小社區。一公頃農地需要多少農戶耕種呢? 這個很難答,但是,以香港農夫的生產力來說,5畝地是一個基礎。以前種0畝田的農戶也是常有的。即1公頃農地可分給3個農戶,一個小社區可容納約150戶。80個小社區可容納一萬二千個農戶。

「四零」的住屋方案說出一個可行的模式。花園城市的概念是個好的方向,可以用來改變城市的生態和運作模式,是我們開始重新建立城市文化的重要考慮。但它本身不是說明香港需要多少個這種模式的社區,把它放在現實的空間裏觀察,可以讓我們對城市規劃有更多的思考。

 

花園城市小社區的可能性

第一個問題是,高度規劃出來的小社區是如何生成的。誰有能力令小社區出現? 在香港,相信是政府吧。這種小社區目前在規劃署的主事者眼中,連考慮的機會都沒有吧! 因為它違反了政府視土地資源為主要財政收入的管治方針。不過,政府也可以對方案加以採納,將之變成另一種地產項目。

將80個小社區安排在新界出現,立刻可以將以農業為反對發展理據的人擊退。很快,新界就不會是新界,全是以城市發展而出現的小社區形態。如果我們規劃前,沒有小心考慮一個問題:新界是甚麼? 於香港有何意義? 小社區如雨後春筍出現,是很危險的事。另一個可能性是,地產商將這種美好的花園哲學實踐,變成一個超級富豪的住宅規劃。富豪中人,喜歡種菜,或者喜歡包養農夫的大有人在吧!

第二,以前,農夫與自然環境關係緊密,作物的質素與特質,跟水、土、陽光不可分割,例如荃灣川龍的西洋菜、屯門管欖的菜心。在新界,每一個菜區都不算大面積,比如說馬屎埔,農夫善於種植唐芹、水蔥,塱原是夏天通菜,冬天西洋菜。但是一個地產項目,就算不是把一個產區全面剷平,但是也會對產區的水土造成很大的傷害,特別是今天,以前元朗平原、林村谷地,或者沿著舊青山公路兩旁延伸的農地,都被不同的丁屋群落、基建,新市鎮切割成農業孤島,1000萬人的花園城市,就算是能夠確立,對新界的農業孤島也是沉重打擊。

第三個問題是,究竟規劃,是為了甚麼? 當全世界都在為人類永續生存而思考的年代,我們的政府正在為甚麼而操心? 因為香港祇有1千多平方公里。規劃,應該是對自身貪婪的限制吧? 城市規劃如何提醒自己要對大自然克己復禮呢? 人口政策基本而重要,生存方式的反思更是不可或

缺。偏偏我們香港的規劃意識裏就是沒有這兩項。 花園城市是對現有的市區進行可行的改造,還是開拓新的疆土? 無論花園城市有多環保,但在新界發生,則難免佔用農地,因而,如果這種花園城市是好選擇的話,它應該在哪裡發生? 或者好好利用市區或新界的棕土? 又或者,將花園城市的概念、方法,慢慢地融入現有的城市空間之中,慢慢在各種的石屎群落中加插各種永續發展的社區設施? 

 

以鄉郊包圍城市 實現人類與大自然的緩衝區

自然永衡法(permaculture)善於對人類居住空間進行規劃,譬如說人類的活動,應該盡可能設限在某一些核心地帶;城市空間的拓展,亦應有一定限定。如果城市是人類活動的核心範圍,我們可以用農業包圍城市,或者說,用農業包圍人類的活動核心,讓該鄉郊包圍城市,再讓郊野包圍農村,實現農田農村是人類與大自然的緩衝區。現代的生態學已經明白,農業,並不是以往生態學所以為破壞大自然狀態的元兇。農田,可以提供很多資源予野生動物,包括棲息地與食物。例如香港的米埔,以前被開發為魚塘、基圍蝦的生產地,結果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濕地,北半球候鳥飛遷越冬的終站。農業生產,不單滿足香港人對食物的需要,而且還餵養了地球另一邊的生命! 我們的確可以與大自然結合存在,不一定要傷害對方才可以生存。但是我們有沒有好好地保護濕地,不讓這個美妙的空間破落呢? 不讓所謂低密度住宅侵入這個地方呢? 有沒有支援傳統的魚塘生產永續經營呢? 魚塘經濟凋零,候鳥的棲地環境會惡化,各種各樣的破壞隨之而出現。農田裡的生態,比一般棄耕的荒地提供更多的食物予各種生物。隨著有機耕種的出現,農業生產對於在空間上與各種生命共存更為關注,人類可以重新理解人與大自然的關係,於是,我們盡量把人類的活動,克制地保持在某些地方,畢竟,其他生命有牠們的生活方式,很多時不喜歡受到人類的騷擾和接觸,所以郊野公園、完全野外,大部份時間沒有人類活動的空間對於野生動物來說是很重要的。在香港這個空間,我們應該把人與自然的倫理道德放進城市規劃裏面,而不是對大自然予取予攜,像個二世祖一樣,將大自然視作自己從阿爺手上取得的遺產任意揮霍,誇誇其談發展郊野公園、破壞農業農村農地與農夫的生活,毫無根據地定下目標,香港要發展為一個1000萬人口的城市。沒有人去回答,為何是1000萬,不是3000萬,因為一說到人口上限的理由,這些人就不能回答,這些上限的理由早在人口到達700萬時,就巳經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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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行成市的倒泥頭產業鏈

文/劉海龍   圖/Annebell Chan

2015年杪深圳塌泥災難淹沒工業區,香港人突然明白,處理不當的建築廢料(俗稱泥頭),原來可以變成大殺傷力武器。香港媒體少有關注這個問題,近期多宗非法倒泥事件有幸接連曝光,包括以泥頭直接倒入尖鼻咀保育區紅樹林、泥頭山緊貼民居的流浮山和汀角以及震驚全港的嘉湖山丘--天水圍泥頭山。土地正義聯盟以綠色和平式的直接行動抗議,望能突破環團多年四處救火的局面;惟不少港人只以有否倒塌危機去關注非法傾倒問題,忽視背後絕子絕孫式的環境破壞,實在是見樹不見林。新界綠地遭倒泥蹂躪多年,我們必先理解倒泥背後的產業鏈,才能保護剩下來的珍貴鄉郊土地,為本土農業止血。本文將以三大要素探討:建築廢料供應者、接收泥頭的地主及協助搬運泥頭的物流業。

泥頭之源——過多的基建工程

建築廢料當然來自建築地盤,但其實廢料或資源只是一線之差。大石當然可以打碎重用,挖掘地基提取的泥土亦能用作填料。但重用與否就回歸到經濟問題,原材料太便宜就會失去經濟誘因去回收重用,跟早前紙價太低令廢紙回收業停頓一樣道理。同時,廢棄成本太低亦促使減少重用,目前環保署所收取每噸$ 27至$ 125的建築廢料處理費,絕對是全球數一數二最低。能舉列其他國家的收費嗎?再加上政府坐視農地倒泥,絕對是不能拒絕的厚禮。有組織估算過天水圍泥頭山有逾三十萬噸泥頭,亦即建築商節省了原本該向政府繳納超過五千萬的處理費,真是「政府幫你日日慳」。

除了泥頭重用的經濟學,香港目前有太多大型地盤也是一大問題。不論是地鐵支線、高鐵地盤或是私人住宅發展,每日都會產生極大量的建築廢料,就算當中有嘗試善用泥頭,還是會剩下不少。有學者認為深圳災難級的泥頭山,跟附近的地鐵工程有關。亦有區議員指出,天水圍泥頭山的組成與深港西部通道及錦田爾巒有關。可見無日無知的農地破壞,跟政府近二十年以大型基建主導的發展思維不無關係。

寄生綠土的惡霸鄉紳

相信大家對新界原居民鄉紳的印象,離不開戴著黑超口出狂言的土豪,但其實他們只是透過法制漏洞,剝削其他村民生活環境(包括原居民及非原居民)圖利的寄生蟲。這批人的煉成及城市規劃缺口,牽涉戰後新界人口大換血及八十年代的生發案等重要歷史,需另文詳談。以下將闡釋地主在新界倒泥的利益及角色。

傳統的農地上,地主的主要收入為農夫繳納的租金;但當農地可以不只作農用時,其他土地用途的收入實在吸引太多了。自從八十年代物流業及房地產開始興旺,新界的劏車場、貨車場(共稱為棕土)及丁屋就以細胞分裂式蠶食著綠地。原本鬆軟會呼吸的沃土並不適合種樓,倒上泥頭壓實就是最平靚正的方法。對於地主來說,建築公司給予的倒泥費未必吸引,真正的大茶飯在於活埋綠地,破壞生態價值之後,來自棕土的收入甚至成功申請起丁屋時一楝數百萬的暴利。近年新界村落不時出現「招泥頭」的告示,可見鄉紳土豪如何求財心切。

泥頭車司機——無奈的幫兇

筆者等早前訪問業界人士知悉,搬運泥頭的泥頭車司機其實獲利不多,跟建築商及地主相比絕對小巫見大巫。但司機卻是最易被執法人員人贓並獲、承受最大法律風險的一群。大家可能會好奇,一個普通泥頭車司機,真的身份不過送運,又何得何能找到鄉紳地主去非法倒泥?原來當中的關鍵在於俗稱蛇頭的判頭,他們擁有廣大的網絡,負責接通建築商及地主。其實泥頭車司機當中亦有關注環保的聲音,例如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已推行「玻璃再生璀璨」經年,協助回收了不少玻璃樽,相信多數泥頭車司機都不甘心繼續成為破壞農地的幫兇。

以上倒泥產業鏈得以順利運作多年,一直袖手旁觀、有法不執的政府絕對居功至偉。數十名警察只在逼走農夫及拘捕清理泥頭義士時出現,鄉郊的日常由勢力人士管理,所以村民都怕被報復而敢怒不敢言。環保署、地政總署及規劃署亦經常放軟手腳,縱容倒泥者破壞新界。我們不能再單靠政府出手,因為四處開發農地的發展局,本身就是倒泥產業鏈外乾手淨腳的最大得益者。我們需要的除了是認同農地保育的重要性,更要主動發起做全民監察,一同記錄及守護香港的綠地,不再讓保育團體及農夫孤軍作戰。新近成立的Facebook Page「反轉倒泥友」是個開始,希望大家一起扭轉新界綠土淪為權貴堆填區的命運。

再思鄉土:討論及反思

文 / 朱耀光      圖 / Elpis Ruki

 

編按

特區政府發展新界東北,粉嶺馬屎埔村劃入官商換地計劃,地產商囤積吞併近廿年,菜田原本生生不息,目下盡是圈圈廢墟。本文作者、朱耀光老師從事歷史教學十三年,在地產商隨時入村沒收農地的危機下,帶領學生走入馬屎埔村,師生聯手撰寫村民口述史重現新界戰後非原居民鄉村群的風土人情,建立一種植根香港土地的鄉土情懷本文〈再思鄉土:討論及反思〉是朱先生教育博士論文《重現鄉土的口述歷史:行動研究》的第七章,收錄他對兩年本土農村口述歷史教育的行動省思,既檢視本地中學教育,亦肯定口述歷史教育的意義,也因第一身結連經驗,從在地農夫的人地情中,觀照自己以及學生人地情,為本土情懷注入既個人又集體的意義。

 

研究問題的回應

我們看到的「現實」(Reality) 是文化符號在心靈作用下的重現(Representation),人類藉文化符號溝通,每一個擁有共同符號的社群都會將這些符號傳遞給下一代,以保留社群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然而,文化力量此消彼長,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下,城市向農村擴張,文化的多元性不斷消失(Schafft, K.A , & Jackson, A.編,2010 )。現代學校體制將農村形塑為有待開發、低級生產的地方,教育只是再生產(Reproduce) 主流社會意識形態的手段(霍秉坤等編,2008,頁435 )。若不是2008年菜園村激發的土地保育運動,我不會對人與社群、人和土地的親密關係(或曰鄉土)如此在意;若不是學生研習粉嶺戲院歷史的熱情和投入,我也不會認真思考口述歷史教學的可能性。重現鄉土的口述歷史,就是要學生親身走入馬屎埔、與村民訪談、聆聽村民的回憶,書寫村民的生命故事,從而知道馬屎埔農村的存在,認識和尊重農村文化,關心村民生活,視他們為鄰舍,甚至能從生態和社會公義的角度思考都市發展的問題。

八十年代開始,課程學者開始討論將本地史加入中學課程之中,但基於政治現實及社會主流價值的考慮,本地史課程並未能跳出「現代化」和「中國性」的框框(Kan, 2002, Vickers, 2005)。所謂的「本地」,就是香港歷史從中原南下的圍村姓族歷史,或是「小漁村到大都市」的香港現代「神話」。那些由戰後難民組成的「散村」歷史被排拒在「本地」之外。2001年後,香港課程發展議會頒布《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的改革文件,釋放初中的課程空間,讓教師按學校和學生的需要發展校本課程,口述歷史教學成為極受關注的教學法,但這些口述歷史研習以社區歷史的「補白」為目標,忽視了弱勢社群的聲音,而且這些口述歷史研習以學習成果的展示為主,未能呈現教學過程遇到的困難和解決方法。(王惠玲,2010;方駿編,2006;楊秀珠編,2003;廖迪生、張兆和、蔡志祥編,2002;霍秉坤,2004)。本行動研究以Thompson(1978)的口述歷史理論為藍本,參考Ritchie (2003)的建議,按照預備工作(釐清口述歷史牽涉的價值取向、與村民建立關係及取得信任、搜集背景資料)、實地考察、訪談及整稿的教學流程,設計馬屎埔口述歷史研習計劃。兩年的行動研究,對下列研究問題帶來一些啟示:一,教師如何在校本課程中引入農村的口述歷史教學? 二,口述歷史教學又能否將「農村」轉化為充滿感情的鄉土? 三,在香港的處境下,一個關於農村的口述歷史教學能夠喚起的鄉土意識和感情出現什麼特徵? 在這一章,將作出討論。


教師如何在校本課程中引入農村的口述歷史教學?

從是次研究可見,口述歷史教學的難點,並不在於課程設計及教學技巧,而在於教師是否意識到自身與地方的關係,口述歷史的課程組織是否偏重學術取向,以及學校是否支持教師和學生走入社群中教學。

 

教師的地方意識

2007年保衛皇后碼頭運動到2008年菜園村保育運動,香港各區的地方保育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冒現。土瓜灣、旺角、大嶼山,新界東北(古洞、打鼓嶺、坪輋),都出現了社工、藝術工作者及文化工作者的身影。他們運用自己的專長參與保育工作,從組織街坊村民請願抗爭,到運用不同的藝術形式呈現地方特色。不過,教師並不積極參與地方保育運動,教師的專業似乎離不開學校。White & Reid 2008指出,在現代化的教育系統中,學校是可以替換的工作場所,教師累積足夠工作經驗,便會轉到待遇和環境更好的學校工作,師訓課程亦不重現學校與地方的關係,當學校抽離於地方和社群的時候,教師亦難以介入地方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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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坤記菜種行一個點 縱觀香港農業邊界

撰文、訪問 / 鍾智豪、周思中、鄭家駒、劉海龍 圖 / Kensa Hung

一間菜種行的營銷轉變,折射香港農業今昔,饒有深意。菜種行作為農資(農業用物資)生產商和農夫用家的中間人,與其說是一門生意,其實是香港農業一個關節點,牽連既深且廣,足見農業更且是關乎水土生態、管治方策、族群文化、庶民生滅、移民流徙以及資本無間流竄地方與全球的社會部門。陳老闆立足元朗大棠道一角這間菜種行,是看得到全局的人。

引言

第一次到陳坤記,想買無染上抗真菌藥粉的菠菜種子。當時找遍粉嶺上水一帶菜種行均碰了一鼻子灰。經友人介紹,便到元朗陳坤記碰碰運氣。當時見到老闆陳國華:「已經很多人問過了,我想全香港都未必有。」菠菜種子不能本地留種,要由外地進口。

若批發商沒有訂貨,本地零售商也沒有貨源:「香港市場細,一隻四十呎長貨櫃的種子一年都賣不完。」批發商一般都把種子運到大陸賣:「幾百箱貨櫃(的貨),一日可以賣清。」染了藥粉的菠菜種子有較長的保質期,發芽率較高,所以市面上買到的,一般都是染藥的菠菜種子。買的人少,零售商自然不會跟大行要貨,大行也不會向生產商訂。

老闆陳國華提到,全盛時,元朗有九間菜種行,現時只剩三間。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地產市道開始暢旺,部份菜種行家亦將地舖出租,租金收入比賣化肥、種子等還要多。以往肥料是一大包出售,現在因應家庭客需要,肥料農藥都是一小包、一小瓶。另外,蚯蚓肥、混合肥、黑土等林林種種有機肥料越來越多。以前,買貨的人都是老客戶,會知道種什麼、要什麼,怎樣用。現在來買貨的多是街客,而且要教他們怎樣種。

一間菜種行的營銷轉變,折射香港農業今昔,饒有深意。菜種行作為農資(農業用物資)生產商和農夫用家的中間人,與其說是一門生意,其實是香港農業一個關節點,牽連既深且廣,足見農業更且是關乎水土生態、管治方策、族群文化、庶民生滅、移民流徙以及資本無間流竄地方與全球的社會部門。陳老闆立足元朗大棠道一角這間菜種行,是看得到全局的人。

三代人走過香港農業遽變興衰

老闆陳國華1959年出生時,父親陳坤當時已繼承祖業,在爺爺陳永合開設於元朗娛樂場(類似荔園的港式主題公園) 的陳永合菜種行打理生意,售賣俗稱 「菜米」的菜籽。父親本來在同區合益街巿有自己的鐵皮檔仔,後來爺爺陳永合過身,陳坤就回來接手祖業。

菜種行門外擺放一桶麩粉、一桶魚仔粉(魚藤)、一桶煙骨(煙草的莖),這些肥料的臭味便是陳國華深刻的兒時回憶。

爺爺和父母早在戰前就從潮州來港,拿菜米到圍村兜售。戰時,父親曾在大圍村打工,幫一個圍村人祥叔做農務工種禾。戰後,父親在合益搭檔仔,爺爺在娛樂場租鋪,兩父子都是靠買賣種子、肥料維生。

1960年代初,父親患病,結束了娛樂場的店鋪,養病一年後轉到元朗錦田逢吉鄉繼續生意,這時候陳國華剛上小學,已經會幫父母送貨,平日在逢吉鄉以單車送貨遊走鄉間阡陌,放假便陪媽媽抽著一樽樽殺蟲水,到掃管芴小秀村一帶的圍村去推銷,從小就認識與菜種農藥肥料相關的農業種種。

這名小學生度過的60年代,他見證過發達牌殺草水的劇毒,空瓶一丟入河,魚即反肚。農藥也從爺爺陳永合賣的魚藤、煙骨、茶仔粉(山茶籽造),變為跟媽媽到掃管芴推銷的後來被禁售的有機磷農藥。爺爺最初售賣的自然治蟲品,後來「有機農業」興起又成為陳老闆推介的「有機農藥」,真箇是換湯不換藥。然而,深一層是有些人用了一個時代反省化學治病蟲害的路途回繞。

這個小學生從家人的營生裏,學到的、見到的,均最緊貼本土農業昌榮,包括店裡賣的菜米種類,跟鄰近農田水土地勢緊密相關。錦田的菜田有很多低窪地,通菜和西洋菜種得最多,他見識過他相信是新界菜最大產戶高福友,產量多得不經蔬菜批發,直接用自己貨車送到西環巿場。

1970年代,陳老闆母親在元朗同益巿場旁搭寮屋賣菜米,那時他已升中,一架鳳凰單車往返學校,其實是送貨。放學送麩粉,一包150斤,最遠到天后廟,可以想像他初中已經長得如現下的高大。中學畢業後二、三年,送貨由踩單車腳踏變為踩貨車的油門。同益巿場清拆後,1980年陳國華到大棠道租舖,1983年再搬到同一條街的現址安頓下來,此後便一路見證香港農業三十多年衰敗。

首先是「荒田」的出現。

「現在望上去,那堆樓叫蝶翠峰,那兒叫大旗嶺,以前全都是南番順(南海番禺順德)農夫的田,九成是我的客。後來給新世界、新鴻基、恆基買了。蓋了樓的地方以前全是田,田就是要種些什麼,不會荒廢的,是沒有荒田一詞的。荒田的出現就是大陸菜來香港了。有了對手,荒田就出現。因為找不到生計,價格被壓到很低,很多人都不願意。到現在十幾年,陸續建丁屋,擺放貨櫃 ,田地才一直萎縮。

以前我開自己的貨車,記得到1990年,發覺送貨開始東幾包西幾包。以前車貨到一條村就派完了,很好做的,省時間省油錢。這條村派幾包,那條村派幾包,就會入不敷支,就賣了車,沒送貨了。那時開始多荒地,耕田開始斷層了。」

陳國華用貨車送貨,一個農場一車一百包紅肥是等閒事,這是九十年代以前農夫仰賴本業可以好好謀生安身立命的反映。這個榮景讓他走盡新界西以至荃灣九龍調景嶺,見識了一個香港農業全景圖。

農業產銷系統建構的本土菜農地景

陳國華三代從戰前賣菜米到戰後再兼營農藥肥料的菜種生意,有香港米田轉菜田的歷史背景支撐。戰後英國政府需要蔬菜禽畜本地自給,作為冷戰時期中港區隔的管治方策。再加上,當時大陸移民帶來人口遽增的壓力(由戰後1945年的60萬人到1950年代中的250萬人),英國政府鼓勵這一群有體力有技術的移民到新界種菜,反映英殖管治思維高超,有「問題本身正是解決方案」(Problem is solution)的解難智慧。蔬菜是經濟作物,產銷流轉比稻米快,巿場需求是壓力也是誘因,改變了農人耕種的方式,朝向農資外求買入使用的方向演變。這個歷史背景跟菜種農藥肥料的企業式發展,互為因果。新界農田上千年以種稻為主,這次發生於香港戰後的農業歷遽變,有人類學家命名為「蔬菜革命」(Vegetable Revolution)。

港英政府分別於1946年及1953成立蔬菜統營處(簡稱菜統處)及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簡稱菜聯社),本地蔬菜產銷運系統從此建立起來。這個系統有一個好處,農夫不用經營運銷,埋頭生產即可。不同菜類有專門技術,也要認識自家農田的水土地勢,農夫在龐大巿場面前要種出好菜,漸漸出現了不同地區專產的作物。

「講種西芹的話,就要講新界70年代的石埗村。石埗村的板田,半水坑地,是洪水橋那邊,姓林的。那條村差不多整條村都是種西芹的。那條村種的西芹不知道為什麼特別好。買種一個問題,泥土一個問題,技術一個問題,天氣另外計較。但那條村種的西芹,出去市場,長沙灣市場,一出現就搶購完了。這個地方我很有印象,比較特別。」

陳國華講得肉緊,好像說得出那種西芹的味美。

陳國華後來自己駕車送貨,菜種行中出車送貨只有兩間,陳坤記是其一,跟另一間走線也不重疊。半個新界到東涌、荃灣及將軍澳,都有跟他訂貨的客人。因掌握不同農區的作物分布,見識廣博。元朗錦慶圍和荃灣川龍的西洋菜,掃管芴的菜心,大棠的蘿蔔和枸杞,大旗嶺的江門白,東涌的西洋菜和稻米,荃灣下花山的杜鵑花,調景嶺馬游塘的西洋菜等。陳國華提到各區作物,如數家珍。因為有這樣一個面的認識,他便認知到香港戰後菜農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

「要講種菜的技術,他們鄉下佬都公認的。傳統鄉下人分兩批。一批是圍村的,另一批就是講客家話的。 圍頭人跟客家人兩批人種菜,圍頭人不及客家人。客家人種菜較好,他們也自認。國共內戰後來香港的人種得最好,那批就是南番順的。那批最好。他們散布粉嶺軍地,元朗大旗嶺,大部份都是國民黨的戰友。南番順最喜歡種白菜、菜心,是圍村人不曉得種的,他們沒這個技術。南番順種菜比本地人好。」

「南番順的灌溉技術也強很多,他們曉挑水坑,曉校水喉。他們曉開一口井,泵上一個池,再儲滿水噴出去,已經很有智慧。這是六十年代我所見到的事。」

陳國華一生都在跟這些農人打交道,對於不同族群之間對技術高下的共識,似乎也有較中肯的確認。他的分享補遺了一段本地種菜技術隨移民引入的歷史片段,這個片段跟地區農作分布及下面討論的資材產銷也有牽連。

化肥菜和靚菜的分銷

常有上了年紀的人提及以前的本地菜,都說用大肥種的特別甜。陳老闆說,以前元朗所見,個個農場都會搭個廁所做大肥池,儲起糞尿作肥,可說是本地很傳統的一種肥料。如果自家大肥不夠用,原來可以去買。賣屎尿可以幫補家計,這種社會型態其實相當理想。

「那時元朗這邊,不像九龍有夜香車收,以大馬路為界,上面是水蕉老圍、白沙村到大棠,種田的多;下面是南邊圍、舊墟、大圍村,種田的人不多,所以會用桶收起夜香,待上面的人來買。後來化肥出現,上面圍村的人陸續沒有下來買了。元朗買大肥的故事,記憶中是我小學前的事了,是五十年代的事。不過有了化肥,他們依然有用自己的大肥池。」

至於化肥是如何引入,又是另一個有趣的故事。

「化肥出現時,可能我剛出世。但我記得圍村的人跟我講的,是唐人新村的黃三興最先引進肥料的。在大棠,發源地在水蕉新村開始。事實來的,但要問老大才知道了。黃三興是送肥給人用,然後農夫插牌子說此田已用了黃三興的紅肥。那時只有紅肥、尿素兩種。」

黃三興這種農資代理批發商以試用農田做櫥窗的推銷方法,大概很快便有「一個傳一個,一村傳一村」的推廣作用,農夫覺得方便,大肥漸被淘汰,其他肥料公司便陸續抵埗。

「那時黃三興賣了,就到嘉禾賣雙虎版,然後到趙錦興賣赫斯特化工,是德國肥,靚,連包裝也不一樣,有氣墊,可以防爆。最後到73年左右,蔡興利也賣肥料。」

我們好奇,化肥淘汰了大肥,陳國華爺爺那年代已在售賣的麩粉、骨粉等傳統肥料會少了人用嗎?

「其實不是多與少人用的問題,而是看成本和交菜對象。農夫有三批交貨客,一批交出長沙灣市場,這些大路菜一定不用麩粉這些靚肥;靚肥的菜直接給菜檔,大戶就用麩粉;第三批叫黑市菜,就有菜車來收菜,不經菜統處賣,送到長沙灣擺地攤,以前有這個市場,這批菜用肥一半一半。黑巿的貨車司機亦即他們的買手,他們幫你推菜,菜攤賣給家庭主婦煮食,其實用有機肥和化肥的菜,咬下去質感不同。還有一種,酒樓要買靚菜,是透過菜檔揀選過後才買,酒樓亦有買手到天光墟選菜,所以天光墟賣菜便不能用化肥,而買手在天光墟是會認農夫的。」

原來農夫用什麼肥料是視乎你想種出什麼質量的菜及分發去哪一種巿場;用化肥種,是犧牲了菜的質量,陳國華說化肥菜,硬得多呢。化肥是農資企業透過本地代理商批發,再由陳坤記這種零售店銷售到農夫手中;而麩粉則是一個本地農資生產的不同故事。

「當年有一間合興花生油廠,在青山道,磨完的花生麩,就是合興花生麩,叫合興麩,供應給很多香港農友。我們的運輸車到磨坊,磨完就運來鋪頭了。那邊整條街都要小心,全街都很滑的。你入到青山道範圍就可以嗅到,榨油是很香的。另外,就是上水的朋友,叫豐興油廠。豐興油廠那條街叫什麼,我不知道,在市中心,我在1990年之前仍有去那兒拿麩餅,拿到麩餅就車到力生磨坊,叫朱伯幫我磨,磨後車回來賣。過程就是這樣的。合興消失後,就是豐興。另一間叫梁貴記,在白泥的。梁貴記的貴叔,就是兩個圓筒,不知你有沒有見過街邊炸魷魚絲的兩個圓筒。他有一張枱,然後倒進花生,有運輸帶,會走的,花生倒入去就會壓扁。壓扁後,榨出來後,再壓扁。那就不是麩餅,是麩片。麩片有兩種賣法。除了磨,有回來後不磨,就這樣賣。這樣賣就不可以落菜,件頭大,落瓜,就可以,瓜頂得緊。落菜不方便,整塊pizza放下去會怎樣?會燒菜。最後就是梁貴記。最初合興,合興我們有幫他買, 『堅』料。豐興,百分百香港。最後就是梁貴記。三間都是賣麩粉,最『靚』的麩粉。」

今日,陳國華再沒有本地的麩粉賣,花生麩都從大陸磨坊入口,但質素遠不如從前本地的,抽起會聚手,因為溝沙了。像麩粉這種取自其他生產殘餘來作農業資材的作法,老闆還為我們細數了一些,不同族群的農友有他們承傳下來的技術,例如有人會用鴨毛、翅骨種西洋菜,掃管芴的「大種客家人」用翅頭(魚翅浸水後的骨)混大肥種菜心,南番順會用牛角衣(削成片狀的牛角)做肥。

在農友養隻鴨也會犯法的今日,中央屠宰後的鴨毛何去何從?我們還願意保護水源仍然充足的農田,可以浸鴨毛種西洋菜?相比之下,那個農業還未衰敗的時代,有農夫的社會就會是個「用得唔好嘥」的社會(今日有一個較抽象的觀念叫「環保」),當中那些生產殘餘的有機物,總有農田接收,除了種出的蔬菜較用化肥種的味美,也讓人看到地產地銷環環相扣的農業,為社會交織出一個物質充分循環的系統。永續可能性之豐富,像一個載滿不同族群傳統智慧的新界,那麼引人入勝。

傳統農藥的回路

說到農友治病蟲的資材,化學農藥引入後,大行其道,陳國華最初跟嘉禾要貨,天王星,是啤酒樽裝。到跟媽媽抽去掃管笏賣的,都是蔡興利的供貨,牌子記得有富士、雙槍、999、加力度、益農和萬利,蔡興利會送一些只裝四分一滿的試用裝,他和媽媽就讓農友試用作推廣。按陳國華的說法,我們理解農藥出現後,有好長一段時間,政府的監管是跟不上的。五十年代陳坤要向醫務衛生署申請牌照營銷,蔡興利這些農資公司會帶你去辦申請手續,因為很多農友不識字。從農藥瓶上只有招紙、到寫上成份、再到附上警告標語,農藥商品說明監管是幾十年來的緩慢演變。不知道啤酒樽裡是些什麼,農友只看殺蟲成果。所以,天王星原來是DDT,拿去掃管笏推銷的是有機磷,後來發現對生態有害,都被禁售了。陳國華說,那時漁農處會派人來通知,若店還有貨,過了某個期限,便不能再售。老闆賣了這麼多年,也觀察得到,農藥新推出時效果好,因為要治的蟲還沒有功夫對付,但慢慢會適應。

從陳國華多年營銷農藥的經驗,我們似乎可以看出一點軌跡,化學農藥一是藥力漸給自然淘汰,一是投入自然後漸見意料不到的毒害而禁銷,以及終年研發推陳出新,意味一場跟自然永不終結的相鬥。

回想陳老闆爺爺時代只賣簡單幾樣農藥,魚藤、煙骨、茶仔粉,跟傳統肥料一樣,都是物盡其用的天然物。化學農藥引入後,煙骨在父親離開娛樂場上逢吉鄉後,已經沒賣,到有機農業出現,有農友通報消息,可從大陸入口,但要打很重的關稅,復賣不划算。魚藤(一種豆科植物),用的人一路減少,但沒有完全絕跡,因為一直還有花農要買來用,除了可治病蟲,主要是可令作物「爆軟」(長分枝)。三十年前魚藤從泰國入口,功效一流,之後只有海南島來貨,較短身,色水也不同,質量不如前。到有機農業出現,嘉道理農場向陳坤記要貨量很大,魚藤銷路算是復興了。

一粒菜種子的無遠弗屆

陳國華說,做農資生意,菜種利錢最好,然後是蟲水,最後是肥料。賣的菜種粗略可分兩種,一是可留種,一是雜交種。可留種是子代的特徵維持不變,故可一代接一代翻種;雜交種再翻種,就變得「古靈精怪」,不宜留種。陳國華依稀記得菜種巿場到了1970年代才開始出現雜交種。

「以元朗市場為例, 聽老前輩說約六七十年前,他們起初到香港之時,主要種禾、沙葛、番茄、梅菜、白菜也有。當年他們是自行留種。」

農夫可以自行留種,菜種行的生意如何做起?

「留種要花很多時間,留到最後一步也可能失敗,那便斷種。如果好彩你有朋友保留這些種子,你或者可以再種。若無,那就真的斷種,什麼都沒有。」留種有相當高的技術要求,天也有不測風雲,戰後社會需求本地蔬菜下,菜種公司的出現,在農民看來是一種合理的分工,分擔菜米斷種的風險。

「那時候開始有菜種公司進駐香港,蔡興利、黃清河,是最大兩間。後來黃清河分拆成大地,德生兩間公司。兩間公司(蔡、黃)原先在廣州做生意,戰後遷移到香港,都是經營批發。他們在廣州經營時,是去圍村收菜米,沒有自己的田留種。」從這裡可以看到,菜種行留種,最初依靠的資材和技術都在民間。

「到香港之後,菜種公司都是在大陸留種,到某個年代,就開始在台灣留,種子是自己帶過去的,那些叫子母種。當年他們在香港留了一小部份種子,再帶到台灣留,這是最初留種的過程。」

菜種公司這種做法是在分散風險,產業越大,越不能失手。所以後來公司規模一路發展,到1989年後移民潮開始就到了澳洲。他們有自家的農地和農夫專門留種,後來,育種地點遍布大陸、台灣、澳洲、東南亞及西班牙。陳老闆說,他們不會只依賴一個地方留種,若遇到問題,就可能一無所有。菜種公司供應穩定,對習慣購種的農夫來說,構成了一種長期依存的關係。

筆者雖然會自行留種,也有跟農友交換種子。然而,也的確會有一種依靠心態,如果留種出了問題,菜種公司會是種子的後備來源。不過農友間自行留種和換種,有時會留出名不經傳的頂級靚菜種子。陳國華提到一個已經作古的元朗農夫梁伯:「他種的通菜真是無得頂呀,薄殼、節疏,真的很棒。阿伯的種是自己從廣州留過來的,他在近山背村那邊,那個地方現在都已經建了高樓了,好像叫采葉庭。他的菜很靚,他會在天光墟賣菜,車子都還沒有推到墟那邊,客人會跑過去跟他買!」

不過,戰後香港蔬菜農業大規模發展,農民自行留種,看來絲毫無損菜種公司生意。我們問到陳老闆,七十年代雜交種子出現後,菜種的生意是否更好了?

「農夫留種的時間可以種兩批菜,以收益來說是不划算。雜交種子出現,對我們生意是沒有影響。耕種的過程上,對農夫來說,種子的價錢也是最卑微的。你找一個普通工人二百元一天,你二百元已經可以買一大包菜米回去。整個耕作成本上,人工第一、肥料第二,種子佔的比例只是很小。」

因此雜交種子出現,菜種公司的生意來說,才是意義重大。陳老闆舉例說,某菜種公司曾經有一批品質很好的菜心種子,另外的行家買了這些種子自行留種。種子公司為了保障自己的巿場利益,就開始研發一個雜交種的方程式,翻種會走樣,行家也得物無所用。因此,雜交種的留種方程式,是最重要的商業秘密。

香港菜種公司發展雜交種,同時開拓遍布世界各地的自家育種農場。香港農業式微後,菜種公司本地的銷路大減,三者交織出來的結果倒是大規模的擴充。舉例說,陳國華提到,大地是很大的通菜種子供應商,東南亞賣的通菜米差不多全是來自大地。漸漸,香港的菜種公司成為有規模的農資生產企業,現在已經是整個大陸種子生意的一個批發龍頭,以前原本供應香港的種子,現在行銷全國。一點也不誇張的說,現時華人吃的菜,極有可能來自香港菜種公司的種子,包括我們香港人,每天吃著超過九成入口自大陸菜場的蔬菜。

但種子始終不是無中生有的,我們溯本追源,起碼知道今日內藏高度商業秘密的菜種,很大可能來自於廣州或香港的農村民間。假想我們就是一粒菜種子,由以前圍村一個農民手裏,經菜種公司收集,帶來到由政經大勢促成一場「蔬菜革命」的這個城巿。這個城巿的農業發達,建立起菜種公司穩扎發展的土壤,體驗著「資本無國界」的乘風破浪,越過高山越過谷,最後散播到各國異地的育種場、批發集散地以及規模巨大的單一種植工業式菜場。深埋在地上,種子確是有遷移的欲望,卻未必想得到,隨便一走便是半個地球,中間牽扯了一段半個世紀的香港農業興衰史。

而我很可能在大半個世紀前,只是圍村一個小農種過年中兩茬主糧稻作,在冬天合時令才間作一轉,由一代代祖先悉心選種承傳下來的一粒靚菜米,一直扎根一處,日月反復交替,忘了天地何時。

接力,讓水再流田

筆者和同行訪問的朋友,習永續農法,陳老闆便教路昔日治病蟲的農人智慧:

「要治蟲,一個比較有機的方法,要不曬土,要不用水浸地,這些傳統方法很好。話說回頭,為什麼現在蟲害比較多呢?以前田地多,水從上田下田一直流下去;水好靚,水一流過田,什麼都沖走,現在不能做這個動作。你泵水浸水過格,電費也要交不少。這個環節做不來。這很好的,以前就是這樣水流田,就沖走了(蟲害)。」

從傳統浸田治蟲,我們還看到一村農夫在農地上的互相依存:農夫耕好自己一塊田,水流田,對其他田的農友都好。這裡舉一個反例,筆者在馬屎埔的田如遇大雨,浸田幾日水也不去,夏天瓜豆時有浸壞爛根。有加快去水的方法嗎?沒有。因為筆者一塊田的四周,差不多整條村都是地產商架起鐵絲網的囤積農地,生滿雜草,一田駁一田的水道淤塞,原本在田上一定會好好疏通水道的一村農夫都給趕走了,而你也不可能爬進去一一打理。一條農村的集體生命和社區人情,可以體現在一村農田水文的連繫。

我們提到,水塘興建會截斷農民的水源,在陳老闆看來,不是如此。他有不同客仔,分別是黃泥墩和小秀村的農友,都跟他說過,他們的村遇乾旱,打電話去水務局分區,他們便會派人開車上去把水閘打開,放水下來。水不再流田,他觀察到的原因是什麼呢?「破壞水源,就是有建築,有丁屋,堵塞了水路,把原有河道改變了,自然條水就不見了。」

陳國華有這個觀察,源自多次重返不同鄉村的意外驚覺。把車賣掉,多年來再沒有送貨,沒有什麼特別事,已經很少去昔日常到的圍村。偶爾上到山上圍村,記憶裏那些一望無際的一級一級梯田,一片一片魚塘,依山開闢,村裏水靚的河仔,彷彿一剎那變成眼前的敗象,放眼布滿貨櫃維修場,河仔截斷,去到往往就是一聲:「乜咁樣㗎?」陳國華的貨車停駛了,香港的農業同時給阻截了,水不再流田。

阻截我們香港農業的那些大陸菜、丁屋、貨櫃場、地產囤地、河道改築成的洪渠等,合謀阻截的是一種想像:務農確是可以謀生的。農地失去了可以用來耕耘營生的觀念後,破壞以出售以囤積,貪婪便得到極大解放的機會。

訪問到最後,我們問陳老闆:如何看菜種行的發展?

「越賣越少!就看有沒有年青人接力。我希望你們接力,是希望有田給你們耕。」

陳老闆的答案充滿矛盾的張力,的確,我們要復興農業,不是先擁有條件才去接力,而是先接力,條件才望可爭取,可以創造。這大概是當下向前展望可以有的最誠實的識見。

越賣越少!就看有沒有年青人接力。我希望你們接力,是希望有田給你們耕。